9025-657690 关于纸币的发行，找到一些讨论边区票的文献，供大家参考

corsola 于 2016-7-30 00:31:23 发表了：

元老院发行纸币的这场运动和当年根据地银行发行边区票可能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相对落后的印刷条件下防伪的问题；在商品经济较为落后，没有纸币长期使用传统的群众中推广纸币；另外元老院控制的地区也和根据地一样，某些种类的物资严重依赖进口，在这种情况下元老院货币与大明货币的外汇结算问题可能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地方。

共4篇文献，讨论了印刷技术、防伪技术、与伪币斗争的故事和边区票超发引起的通胀等（最后这点在那篇硕士论文中有所讨论，我不懂经济就没很详细地看。。），供大家讨论和写同人时参考，希望没有火星。。。。其中有一篇是caj格式的，可以到知网下载cajViewer打开

corsola 于 2016-7-31 13:32:27 发表了：

敌伪推行假币的方法，可以让大明官绅学习一下；

1943年，敌伪制造了大量假北海银行券，由青岛、烟台、

威海运到靠近根据地的据点内，利用汉奸伪装成商人或我方工作人

员向根据地抛出，或用这些假抗币用来高价收购粮食和其他物资。

具体而言，敌伪推行假币的方法有:利用奸商在根据地边缘区

高价收买粮食，在每千元中混入三四百元的假钞;利用汉奸找关系，

专在根据地内的粮食市、布市上行使，利用农民不认识假票，喜欢

新票的心理，大力抛出，收购根据地的粮食、山货、布匹、土特产、

药材等战略物资;利用假钞票到乡村购买汇票，既可以大量推出假

票，又因为不是在市场上买卖，不易被发觉;利用奸细伪装成我方

工作人员，冒充在市场上查禁假票，专门查禁真币，推行假币;敌

伪在1943年大“扫荡”时，给抓去的劳工大批的假北海银行币，并

诡称“皇军不白使人”，以推出假票。日寇的这些罪恶行为，给我根

据地带来极大的经济和物资损失。

打击假币的办法

为打击假币，开展反假斗争，根据地政府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一是严厉打击假币犯罪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政权对

假币犯罪活动一直采取异常严厉的打击政策，严惩制假、贩假罪犯，

一经查实，对主犯予以严刑制裁，一般处以死刑;对认罪态度好、罪行

轻的从犯及无意持有和使用假币的群众，则以没收假币、宽大处理为

主。根据地常组织人员进行查缉，特别是在粮市、布市、汇票市这些假

币集中的地区进行打假斗争。政府还将反假斗争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于

众，动员群众进行反假斗争，陕甘宁边区在防奸、除奸活动中破获假

钞案2()多起，其中多起是由群众举报并提供了线索。

二是及时通报新版真假货币信息。每版新抗币发行和出现新的

假币，根据地政权都及时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公布，以便群众及早

了解掌握真假钞票的特征与区别，提高自觉抵制假币的能力。各根

据地普遍建立了“假票识别所”，帮助群众识别假币、每发现一种新

假票，根据地政府就指出其特征，印发通知，发到各机关，以便查

缉。如在晋察冀，1940年3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发布了《为严防假

法本币流行》的通令，同时附发了《真假法、本币鉴别表及说

明》，列举了真假币的鉴别方法，详细指出了每种真假币之间在纸

张、花纹、图案、字迹、号码、冠字等方面的差异。

三是大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利用群众逢集、识字扫盲等

场合进行广泛宣传。每到集日，银行工作人员就将假票粘在布上.

张挂起来，向人们进行宣传，以提高人们的反假能力。各根据地配

合各根据地的识字运动，将假币的特征写在各村的识字牌上，由教

师教会学生，学生教会家长，普遍开展反假斗争。各根据地还通过

采取举办晚会、组织宣传队、化装游击区演讲、张贴宣传标语等方

式来宣传假假币的危害、

防伪具体技术手段：

抗日根据地除了采取上述被动的阻击打假币措施，还从加强抗

币的技术含量着手，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从印刷、制版、材料、

发行等方面进行主动的防伪打假。

首先，印刷防伪打假。第一，使用多种颜色印刷钞票。这不仅

可以增加造假的难度，而且还易于识别真假。为此，各根据地银行

不断改进印刷技术。抗币大多采用双色套印。如，1939年冀南银行

发行的前门箭楼图伍角纸币，正面为淡粉底绿色套印。第二，使用

手工雕刻凹版印刷技术。手工雕刻凹版是雕匠用刻刀，在印刷滚筒

的表面按照原稿图文进行手工雕成的，印刷材料可用铜板或钢版。

手工雕刻的凹版线条清晰、纸币层次感强，难以伪造;手工雕刻凹

版印刷在制版时易实施秘诀防伪，雕刻凹坑的深浅决定了钞票图文

的浓淡层次，造假者很难仿制出浓淡层次一样(即同样深的墨坑)

的钞票。1944年，江淮银行发行的毛泽东像贰拾圆纸币就是采用此

技术印成的，背面触摸起来有明显的凹凸感、

其次，制版防伪打假。为了加强抗币的防伪打假功能，各根据

地政府和银行采用暗记、票面设计艺术化和专门印章与签名等手段，

进行防伪。第一，为了防伪鉴别，抗币票面中常被添加了暗记。如

1940年，西北银行发行的紫色游船图伍角纸币，左侧有树、船只、

河流、石头图景，水波纹中有“西北”两字。第二，根据地在设计

抗币时，使用了艺术家设计的具有较高艺术性的图案和人像，在实

现美感效果的同时，以达到抵制伪造的目的。新四军著名木刻艺术

家米纳、吕风沙在设计淮南币时，选用淮南地区细腻坚硬又不易变

形的枣木作为版材，用喜闻乐见的乡村风光(1944年发行的绿色插

秧图拾圆纸币)和战斗场面(1944年发行的红色工农兵人物图伍角

纸币)为图案，创作了政治、艺术相结合的钞票。还有一些抗币运

用了人像设计。有的用毛泽东头像，如1944年江淮银行发行的贰拾

圆纸币;有的用孙中山头像，如1938年上党银行发行的伍圆纸币。

第三，抗币大多采用在正面或反面加盖政府或银行领导职务的公章

的做法进行防伪打假，这些文字大多为难以模仿的隶篆书体。如，

1943年北海银行发行的黑色山区图壹百圆纸币，正面有“总经理章”、

“经理之章”。有些抗币的钞票直接签署了银行领导的名字。如，1944年

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发行的伍拾圆钞票‘均有陕甘宁贸易公司正副经

理“叶季壮”、“范子文”的行书签名。有些抗币在正面加盖银行领导公

章的同时，还在背面签署了银行领导的英文签名。如，1941年陕甘

宁边区银行发行你的壹角纸币，背面票面中央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

渠“Y.K.Ling"、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L.Z.Zhu”和后任行长黄亚光

“Y.G.HUANG”的英文签名

虽然元老院不担心敌人的精良技术，但在普通群众鉴别能力不强时，在能够掌控、通知到基层的地区经常换颜色式样也许也是个办法？

再次，材料防伪打假。各根据地的彩票

主要使用了纸质币材。为了防止敌人假冒，

在敌后环境中很难做到用精良的技术来防止

假冒，因为敌伪有的是精良技术，假冒仍有

可能，甚至还更容易一些。因此，各根据地

也从材料入手，利用土纸印钞票。土纸钞票

大概只能用半年，这本是缺点，但在防止假

冒上，它又是优点。因为钞票破旧后，老百

姓就会自动兑换新的，所以半年之后，旧票

子都会自动流回来，新票子又接着兑换出

去，这样，只要在准备印制新纸币的时候，

把油墨颜色(雕版可变可不变)变换一下，

到半年之后，市面上所流行的抗币就会变成

另外一种了。这就间接消耗并分散了日伪特

务机关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敌伪假冒我

抗币，要花时间仿造土纸，又要花时间加盖

图章和号码，等到偷偷输入根据地来，恐怕

己经是半年多了，它在半年前当然不知道抗

币半年后的新票子用什么颜色及何种式样

的。所以，假币一进入根据地，人民就知道

是假的，因为旧抗币己经回收了，新真抗币

则己是另外一种了。

另外就是一些具体纸材方案，也许元老院已经看不起了，也许用得上。。。

各根据地银行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制作具有地方特色的边币。如盐阜

银行用桑树皮作印钞材料，加入棉籽饼和染色的羊毛丝，这种纸“特别牢

固，不易撕破，又不易造假”。该行钞票威信特别高，人们风趣地称它为“土

边币威力大，敌人无法冒充它”。位于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总部的金融部门

利用山西的特产纸张，在纸浆池中加入有色纤维，制成了防伪纤维土纸货币，

并加有水印，这些货币全部由手工印刷，使日伪机关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仿

造。皖江根据地的大江银行印发边币，没有铅版，就用木版刻制，所用刻版的

木材，都是坚硬的褚树根和黄杨树根，一版只能印1万多张;没有印币纸，就

在下胡里的山沟里建立专门印制纸币的土纸厂。条件、方法虽简陋粗糙，但

直到1944年5月换成胶版印刷前，都未发现伪造大江币的案件。

corsola 于 2016-7-31 13:54:59 发表了：

市场缺乏辅币时的自发行为：

图表一

年代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外援金额    代价券累计发行

1937 年 526302.45    497882.72 456390.01

1938 年 907943.31 814563.49 468500.00 99050-

1939 年 6602909.88 6501007.56 5664667.34  281470

1940 年 9750995.31 9682106.98 7550855.04  3111540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 130 页、

《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 427 页、《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第 50 页。

由上表可知，抗日战争开始的三年，边区政府收支相抵后，每年尚有结余。当时法币币值较高，一元可兑换一银元，而国民政府拨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票面额均为 5 元、10 元的，而面值在一元以下的辅币很少，这就造成边区市场上“找零”成为问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与国民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多次交涉，而中央银行在一年半内，仅兑换给边区辅币 2000 元，故市场上有的使用“邮票找零”，有的“宁愿物物交换，不肯接受法币”，致使法币在一定程度上贬值。这就给边区市场交流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如邮票易污损，给人民群众带来很大损失。为解决这种情况，便利边区交易，1938 年 6 月边区政府以光华商店（边区银行没有对外公开）的名义，发行了面额贰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和柒角伍分（1941 年发行的）六种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法币的辅币，流通于边区市场，对法币比为一比一。对此边区政府曾于 1939 年 4 月 8日就代价券事情专门致函给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说到：“查边区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市面之法币，多系五、六、十元者，而零星辅币，万分缺乏……该光华商店为巩固法币流通，畅旺市场交易起见，业经呈请本府，准许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因此，光华代价券的发行主要是解决法币找零问题，促进边区市场流通，并不是财政发行，此外“代价券也起了相当的周转作用，使八路军的供给尚丰富，不依赖银行周转”。到 1939年底才累计发行 316975 元，对物价影响不大，不仅没有对边区金融市场造成冲击，而且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他们亲切的把代价券称为“光华券”，并流通到边区以外的地区去了。

元老院短时间内对明经济交流在所难免，群众来往宋明之间不能禁绝，因此元老院市场上大概也不太可能禁绝铜钱和散碎银两：

但是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之后，法币并未在边区市场上消失，很多地区处于边币和法币同时流通状态。在 1942 年 11、12 月间，“银行向出席高干会的干部调查的结果，全边区的法币流通量中仍占 60%以上的市场。”其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边区与友区在地域上犬牙交错，三十一个县市、二百一十八个区域中，有二十四个县、八十一个区或多或少都与友区疆界相连。“占40%的地区人民生活与友区经济联系密切”，与国民党区接壤的缓绥、关中、陇东等地，在边区政府发布禁止使用法币命令之后，法币在这些地区仍未完全停止。

“有一部分人认为边币之能否流通于全边区，完全是政治力量”，由此产生了“币制一元论”。认为单靠行政命令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政府的命令本

身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作用。边区需要从国统区进口大量必需品，在与法币斗争的同时，又必须吸收法币以供兑换。加上边区在地理位置上与国统区犬牙交错，边区边缘地区人民生活与邻近国统区经济关系紧密。因此，光靠行政命令很难达既定效果，曹菊如在 1944 年陕甘宁边区整顿财政会议上就指出：“1941 年下半年至 1942 年上半年期间，那是强调以政令禁止法币流通，强行推行边币。为此，到处抓人、没收、处罚，甚至有人主张严惩几个人，以诫其余，而执行的结果，是法币更变本加厉地秘密流通”。因此边区银行在分析边区经济状况，制定货币政策，处理边币和法币之间复杂关系时，应采取灵活多变、有针对性的措施，防止这种用行政命令去彻底赶走法币的“左倾”思想

其他一些个人认为比较有意思的片段：

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工作总方针指导下 1943 年边区工农业生产增长明显加快，以农业为例，1943 年底“耕地总面积达到 1338 万亩，粮食总产

量达到 181 万石，产棉 173 万斤，达到边区棉花需求量的一半以上。但国民党顽固派放弃黄河防务，准备进攻边区，并对边区实行更加严格的封锁，造成边区物资紧张，走私严重，物价上涨，同时边区政府为防备进攻，财政开支猛增。不得已，边区政府从 8 月到 11 月只好加大货币发行，以支持财政运行，这导致金融波动，边币下跌，物价飞涨。为此，12 月 17 日西北局作出决定：“突击推销土特产，不发票子，停发 3 个月经费”，以达到稳定金融，收缩边币，“造成有利于吞吐发行条件，争取发行主动权”的目的。1944 年 1 月 6 日，边区银行宣布取消法币和边币 2.1:1 的死牌价，边币与法币在银行兑出兑进随黑市牌价波动。为此，从 2 月 8 日到 3 月 15 日，边区银行共调剂 5070 万以资兑换。这样，法币黑市价格出现下落趋势。到 3 月上旬，各地货币交易所法币兑换趋于平衡，边区在货币斗争中取得了主动权，为下一步稳定物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随后，边区银行开始抛出法币，收兑边币，使得法币价格进一步下降。商人纷纷抛出法币与货物吸收边币。使物价大幅下降。如延安市 3 月初物价逐渐下跌，3 月底 4 月初跌到最低点，与物价最高点比较．边区土特产：小米、小麦、清油、食盐等下跌 28—40％；进口货物：棉花、东昌纸、条铁跌了将近一半。

但此时又出现一个问题：由于大量边币投资在生产上，不能很快回笼，边区市场上边币少于法币，而边区禁止使用法币，边区市场上货币流通量过低，有些地方市场上法币代替了边币，市场萧条，生产大受影响。其情形，很有些类似于今天人们所称的经济“休克”，经济形势仍然极不乐观，边区经济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这种情形下经西北财经办事处于 5 月 10 日商讨，决定换新筹码，其票面可高于法币，又不要影响金融物价，然后逐渐收回边币。5 月 23 日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作出《关于发行商业流通券的决议》，其目的：为打击法币，整理金融，活动市场。做到以流通券代替边币在市面流通。今后须用全力支持流通券和边币的信用，无论何人不得搞乱金融，使边币跌价。流通券的发行以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及所属西北土产公司、光华盐业公司、运输公司、南昌公司等子公司的全部财产作为发行基金，至 1945 年前发行的共有 5 元、10 元、20 元、100元、500 元七种票面。

在推行新币的地区保证物资供应充足是必须的：

到 1941 年底，边区发行边币加光华代价券达到 27373165 元，加上在边区市场上流通的法币，使得边区市场上货币量大大超出了所需。而国民党政府在停发八路军军饷的同时加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国统区物资进不来，边区货物出不去，加上灾荒的影响，严重削弱了边区的物资供应能力，因此市场上物资奇缺。根据货币经济学原理，货币的需求量*货币的流通速度=流通商品价格*流通商品数量，故在流通商品缺乏的条件下，商品价格迅速上涨。由上表可知，1941 年 1 月延安的物价指数相当于 1937 年的 9.2倍，到了年底物价指数却一下飙升到 1937 年的 44.2 倍，涨幅接近 5 倍，而从 1937

到 1940 年 4 年的涨幅才 5 倍。如 1941 年 3 月下旬的物价与 l941 年 11 月比较，小米每斗由 73 元涨至 l08 元，麦子每斗从 73 元涨至 166 元。清油每百斤由 800元涨至 1200 元、4 月份涨至 1677 元。布每匹从 90 元涨至 270 至 300 元。煤每百斤由 2 元 2 角涨至 5 元 5 角。1941 年 5 月边区金融波动后，边币对法币的比价从 1：1 跌倒 2:1 左右，到年底时又跌倒 2.49:1。这使得边区许多地方拒用边币，边币信用动摇，黑市盛行，金融极度混乱，而法币购买力也一直在跌，这就进一步加大了边币的贬值。1942 年以后，边区一方面为了支持财政开支，另一方面为了发展生产，不得不逐步加大边币的发行，在整个边币的发行期间（40个月），有 27 个月的发行递增率在两位数以上，其中 1941 年 3 月的递增率达到了 71.1%，因而物价扶摇直上，边币的购买力日益跌落。

金融机构在边币价值的稳定上所做的工作：

第一：支持和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建立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农民有贷款发展生产和再生产的需求，但是边区银行在推动和刺激农业生产方面不可能面面俱到；其次边区农村高利贷盛行，严重剥削农民。为此，1943 年初南区沟门在政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并取得了成功，于是信用合作社在边区普遍发展起来了。到 1944 年 9 月召开社联席会议时，信用社已普及各县，共 23 处、存款 120312100 元、股金44156896 元、放款 182350625 元。信用社的建立吸纳农村大量的剩余资金，解决了边区银行难以吸收存款的难题，如 1945 年信用社发展到 80 余处，吸收存款15 亿（边币）；同时信用社通过放款，解决了很大一部份农贷问题和高利贷问题。由此可见，信用社这种主要由群众集股组织起来的民间金融机构在减轻边区银行发行压力、稳定边区金融物价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加强对银行的领导，明确银行的性质。

1944 年 3、4 月，第二次西北高干会议检查了 1943 年财政、贸易与金融工作，认为财政过度依赖发行边币支持，把银行变成财政的发行机关，不但丧失银行经营业务的独立性，而且是造成金融物价波动，边币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决定将边区银行确定为企业性质。为此，5 月 12 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发布《关于银行资金、放款等几个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银行包括发行在内的全部财产，···均为银行资本金”，“各机关、部队积欠银行之款，由银行负责催收，以后放款必须经办事处批准，并且要讲信用，有借有还”。由此看出党和边区政府已经意识到边区货币发行混乱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特别放款的失控。为此，1944年 6 月 9 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又作出了《关于陕甘宁边区银行特别放款办法的决定》。通过加强对银行的领导，把货币发行权收归到财经办事处，使得财政不能像过去一样随便从银行透支，即使借款也需按期归还。这样既加强了对边区货币发行的控制，又保证了边区货币政策的稳定性，使得财经办事处能够根据市场需求控制边区货币流量，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边币币值。

虽然以上几种措施在应对边区货币膨胀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币值上看，1943 年以后边区货币贬值的速度加快了，但实际边区财政情况却是在好转，因为通过大生产运动，使得边区掌握了足够的物资，基本上克服了“鱼大水小”的不利局面。边区货币的膨胀主要受到法币膨胀和战争因素的影响，但是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实际比 1941 年上半年要小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