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25-670812 【资料贴】旧时空的关帝厅人马
北朝旧贴 | 肥仔曙 | 共 8894 字 | 2017-03-01 | | 编辑本页
肥仔曙 于 2016-10-21 20:36:00 发表了：
广州丐帮集团
民国时期广州有个庞大的丐帮，人称关帝厅人马。它是个鱼龙混杂、集骗术与乞讨于一身的下层社会集团。丐帮内部组织严密，等级森严，既有可怜的乞丐，又有无赖地痞和作威享福的食利者。
清末年间，北方发生一场天灾，无数人南下广州行丐，其中有一个叫陈起凤的叫花头子，由于练过拳脚，有几手过硬功夫，便拉了一班人控制乞丐。不久，广州原“关帝厅”的“厅长”位便被他硬夺过来。
到了民国后，陈起凤及关帝厅人马在广州声名鹊起。全市大小丐帮头目都拜在他的门下，连广州附近的番禺、东莞、顺德等地的丐帮，也慕名归附（有时手下有十几万人）。陈起凤妻妾数房，住宅阔绰豪华。平时他穿着绸缎衫裤，戴金挂玉，手执烟筒，出入时保镖前呼后拥，俨然权贵阔佬。
“关帝厅”的“厅长”位还是世袭的，父传子、子传孙，所以叫“乞儿皇帝”。“厅长”下设诸多小头目，分别歇脚在洪圣庙、文昌宫、孔子庙、湄洲寺、莲花庵等寺庙。关帝厅人马积财方法和手段各式各样———
沿街行乞是最平常的方法，由一般乞丐来干。乞丐们衣衫褴褛，或佯装病残，一副可怜样子，遇着施主声音叫得很甜。这类乞丐行乞时较有礼貌，平常人都乐意施舍。
杂耍卖艺。这类活儿主要由通晓一点技艺的乞丐来做。卖唱的挨家挨户沿街卖唱讨钱，丐儿唱完，主人还没有给赏钱，他（她）就不停地叫：“先生好心呀，俾个仙（铜币）好啦！”直叫得主人心烦或过意不去给钱才罢。卖武献艺的多在街头施展拳脚功夫，使出以头撞石、捶胸、抛砖、耍枪等花样，有时弄得头破血流，演毕再向围观的人拱手乞钱。
告地状。这种乞丐蹲在闹市的行人道上，用粉笔或沙纸写出哀怜的诗文，引人驻足观看。有的女乞丐携带几个孩子，坐在路旁铺开落难乞文，求人怜悯施舍财物。
强讨喜钱。丐帮除纯粹行乞外，还使用无赖和胁迫手段。如遇到婚丧嫁娶之类事，懂事识趣的人家，都事先把喜钱送到关帝厅的丐头处，领回一张上书“附城花子陈起凤”的条子，张贴在门口，以避乞丐滋扰。若有哪家不识趣或吝啬，等丐头亲自上门恭喜时，就要遭殃。简单点要贴上更多喜钱并善加款待。丐头若不满意，一声令下群丐立刻蜂拥而至，在喜事人家门前吵闹撒泼，说不吉利话，做不吉利的举动，一般人家为图吉利，只得花钱息事宁人。
据说有一位河南富商有一年做70大寿，恃自己家出了道台，腰杆子硬起来，就敢坚决不请陈起凤上门“赏脸”，结果陈起凤即暗中指挥一二千名乞丐群集其家门闹事，砸彩牌，扔粪袋，随地大小便，扰攘终日。最后富商只好用花轿子抬乞儿皇帝来“赏脸”，群乞才不令而走。
坑蒙拐骗。平时大小丐帮头目组织无赖泼皮等，在街上追逐行人强索钱财，或三五成群，相互掩护扒窃偷盗。民国时期，因天灾人祸逃荒的难民逐年增多，外地乞丐大量涌入。在广州城乞食的人越来越多，而施舍人愈来愈少，为避饿殍之虞，丐帮组织了骗食团和抢食团。
骗食团专找僻处街巷饭馆、酒店骗食，食完后只留一人等候处分，其余人立即逃走。留下来的乞丐多是刚入帮成员，往往被店家打得鼻青脸肿，半死不活。时间一久，骗食方法不灵，不得已只好采取抢食方法。
警察对流民乞丐无能为力，对有组织的丐帮更是无可奈何。丐帮常对警察施以恩惠。根据关帝厅惯例，从事主家讨得的喜钱分成五份，丐头一份，群丐三份，段警一份。这样，警察对丐帮活动，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肥仔曙 于 2016-10-21 20:38:37 发表了：
外一章 明清时代的广州黑社会组织
明末清初，有位广东人叫屈大均，他说：“粤中多盗。粤中，就是广东。多盗，是指有很多犯罪团伙。
匪夷所思的疯人帮
明清时“粤中多盗”，都有哪些犯罪团伙呢？我们翻翻明清笔记和广东方志，就能瞧见一大批犯罪分子的身影。
一是山贼，在山林里结党立寨，劫掠商旅，时不时还下山骚扰周边居民。山贼，永安最多（永安即今天河源市紫金县）。
二是水匪，藏身海岛之上或江船之中，抢官盐，杀私商，垄断码头，走私香料。水匪，顺德最多。
这两种犯罪团伙，少则几百人，多则上万人，势力最大的时候，敢于攻城略地，称霸岭南。
除了山贼和水匪，还有两种规模较小、组织较松散、但是流动性很强的犯罪团伙，它们分别是“凤阳帮”和“疯人帮”。
凤阳帮很有特色，其帮会成员清一色全是女士，而且全是来自安徽凤阳的女士。也不知哪年哪月，这帮女士从凤阳老家乞讨而来，在新会一带组成了自己的帮会，她们用乞丐身份做掩护，走州过县，拐卖儿童，给社会造成了很大危害。
疯人帮更有特色，其帮会成员清一色全是患有某种传染病的患者。具体患的什么传染病待考，反正这个帮派不偷不抢，也不用刀说话，只用身上的病毒威胁人家：“快给爷拿钱来，不然住你家不走，传染你们全家！”非常有个性。
以上四类犯罪团伙，都有相对固定的组织。比如说永安一带的山贼，规模较大的，通常每十人组成一“钱”，每十钱组成一“两”，每十两组成一“斤”，每十斤组成一“都”。钱、两、斤、都，都是白银的货币单位，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分、角、元一样。山贼们拿货币单位作组织名称，有别于军队的班、排、连、营、团，很有创意。
我们看《水浒传》，那里面的梁山好汉是有组织的，下面是小喽啰，上面是众头领，最上面是大寨主，众头领又排座次。明清时的广东山贼与此类似，最底层是“散仔”，相当于小喽啰；散仔上面是“老”，相当于众头领；老上面是“老都”，相当于大寨主。作为众头领的“老”也排座次，分别叫二老、三老、四老、五老……一般排到十老为止。
按照今天的定义，凡是有着固定组织、长期从事某一种或者几种非法活动、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犯罪团伙，都可以叫作黑社会。咱们用这个定义去套，会发现上述四种犯罪团伙其实都是黑社会。要是换个好听一些的概念呢，也不妨把它们叫作“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黑社会也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也好，一般都有一套属于它们自己的语言系统，俗称“黑话”。明清时，永安一带的山贼把抢劫叫做“赶马”，把绑票叫做“打柴”，把偷窃叫做“牵白线”，把官员和官兵叫做“水”，把收买官员官兵叫做“买水”。
如果您在明末清初的广东山道上行走，瞧见身后有两个手拿斧头和绳索的刺青汉子商量打柴，你可千万别以为他们真要去打柴，他们准是要绑您的票，赶紧逃吧。
专绑死人票的黑社会
山贼绑票，水匪也绑票，凤阳帮和疯人帮“生意”不好的时候，偶尔也会顺手绑几票。他们把您绑走，先暴揍您一顿，然后让您给家人写信要赎金。如果赎金如期如数给了，您能活着回去；要是中间出了岔子，那么您或者被撕票，或者被卖到海外做奴隶，或者被“尽屠而肝其肉”，让惨无人道的绑票者打了牙祭。
明朝后期的广东境内，还有一种黑社会是专绑死人票的。也就是说，他们不绑架活人，专绑架尸体：打听到某某老板死了，埋在某某墓园，就去把他挖出来，藏好，然后放话给他的儿子，让拿多少多少钱出来。咱们知道，古人讲究忠孝，父亲尸体被人偷了，无论如何得花钱买回来，于是死者的家人倾家荡产，绑架死者的黑帮日进斗金。
崇祯年间，有位黄让先生，父母双亡，他前脚刚埋了父母，后脚就被黑帮把尸体盗了，黄先生没钱去赎，只好写信给黑帮：你们把我爸我妈的尸体还回来，作为交换，把我给绑走吧。绑架者觉得这主意不错，就归还了尸体，绑走了黄先生。像这种事儿，放到今天简直是童话，管他是谁的尸体，被盗就被盗，报案都不必，更别说用钱去赎、用活人去换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的黑社会只绑活人，不绑死人。
黑社会除了绑票，还抢劫，平民稍有反抗，就有可能丢掉小命。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广东揭阳、河源、东莞、海丰、永安等地黑帮猖獗，常有人惨遭灭门、家产被洗劫一空。一些地方的居民为了抵御黑帮，把小村庄并成大村镇，在村镇外面建起高高的围墙，称之为“围”。但是这样并不能保证家产和生命的安全，仅明朝隆庆年间，永安一带就有将近八十个“围”被山贼攻破，“围”里的粮食、牲畜、钱财、布匹被山贼运走，十几万平民被杀。
除了抢劫，当时的黑社会还插手矿山采掘、码头运输和香料贸易，靠垄断经营来牟取暴利。不仅如此，他们还插手乡村事务，用武力手段解决民事纠纷，并从中获得经济报酬。例如雍正五年，顺德一凌姓居民跟邻居争宅基地，打了半年官司，花了不少钱，官府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判决，该凌姓居民就雇请黑社会出面，半夜在邻居家里放火，逼走了邻居，占了宅基地。
为何打黑效果不明显？
总的来说，黑社会给明清两代的广东造成了巨大创伤，既危及居民生命，又阻碍经济发展，更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地方政府的威信，所以官方经常开展打黑行动。当时打黑的手段主要是武力围剿，但是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呢？
“欲发官兵而剿，官兵或即其党；欲募土兵而征，土兵或即其人。”黑社会无孔不入，每次开展打黑行动，都有官兵给他们通风报信，兵匪难分。雍正九年惠州出兵打黑，“士兵乘机劫掠，指民为盗。”既强抢民财，又杀良冒功，比黑社会还黑社会。
另外，地方官在打黑方面并不真正出力。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第一，黑帮每年都向地方官进贡，贪官们“岁入千金，纵容不问”。包括一些基层干部，像“县之令吏，乡之巡简，亦往往受其珠贝，多所包容”。
第二，对某些官员来说，打黑成绩越大，越显得辖区内治安很坏，反而影响升迁，所以跟打黑相比，他们更倾向于欺上瞒下，粉饰太平，“内地有以被盗告者，官辄令改窃。”本来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抢劫案，他们给改成寻常的偷盗案，最后糊涂结案了事。
第三，当时广东的大部分地区经济落后，老百姓没钱，政府征税有些难度，为了让纳税人乖乖地掏腰包，政府不惜借助黑社会的力量，用屈大均的话说，“今牧民者，以寇为利耳。”意思就是说，父母官已经把黑社会当成发财的秘密武器了。
人畜无害小白免 于 2016-10-21 21:44:58 发表了：
我大宋一到，那些旧年常例都不灵了
暗暗一笑 于 2016-11-19 20:23:46 发表了：
疯人帮就是麻风病人。
肥仔曙 于 2017-3-1 21:19:31 发表了：
三千丐帮弟子 贫教院内学艺
1928年10月，广州市公安局派出各路人马，深入摸查乞丐数量。这一“丐帮”大起底行动的委托方，是广州市贫民教养院筹备委员会（下简称“贫教院”）。他们雄心勃勃，试图将全城乞丐悉数收入。一个月后，贫教院正式成立，短短几个月内，便收纳了近三千“丐帮弟子”。与以往只重“扶老济困”的善堂相比，贫教院更像一个学校，这些“丐帮弟子”必须学艺，上午学习算术科学，下午操练各门手艺。贫教院试图通过“授人以渔”的教育手段，使这些人早日脱离“丐帮”，
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这样的构想颇有几分理想主义色彩；捉襟见肘的财政开支也很难保证贫民教育的成效；实际操作中更不免有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不过，就算有很多缺陷，这一场肇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初的贫民教育实践仍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筹建缘起
数千乞丐立道旁
市长要建贫教院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城内乞丐不少，民间说法最盛时有数万人。
按广州市公安局于1928年10月的调查，乞丐数量则为数千人，官方数字与民间说法相差甚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繁华都市之一，各色人等为求生计，纷纷前来，其中当然包括乞丐这一最古老的行当。广州的乞丐在全国都是有名的，“丐帮”号曰“关帝厅人马”，最盛时据说有数万之众。不过，根据1928年10月广州市公安局的调查结果，全城共有男女乞丐两千多名。
官方数据与民间说法差异颇大，远不是什么新鲜事。时任市长林云陔是筹建贫教院的倡议者，他的真实感受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林云陔在倡议书里写道：“足迹所及，见夫鸠形鹄面之辈，三五成群，追逐行乞，以求日用啖粥之资，或则跪伏道旁，哀号求乞，夫广州市不少殷商巨户，缙绅善士，独令此少数无告之贫民冒寒风、曝烈日，求蔽衣藜羹而不可得，同为人类，而苦乐悬绝，若此岂善良市政所应有之现象？”
堂堂省城乞丐遍地，林云陔自觉十分惭愧，并试图有所作为。他说：“本委员长清夜扪心，诚觉惭愧，熟惟补救之法，惟有尽我能力所及，无论如何困难，应由市政府设立贫民教养院一所，将本市乞丐及无业游民概行收养，少壮者教之读书识字及各种工艺，年老及废养者则给以衣食，赡养其终身。”
林云陔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曾留学美国，之前还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当过秘书，被孙先生赞为“吾党革命德行之神圣”。他的行动力无可置疑，作出筹建贫教院的决策后，他即刻给市教育局、工务局、公安局、财政局下了“军令状”，要求他们联手拟订建设贫教院的计划，限于十日之内“交卷”。
艰难求存
20万银元真难凑
院长频频去化缘
贫教院首期工程就需投资毫银20万元（约相当于人民币1000万元），财政开支捉襟见肘，新院迟迟建不起来，筹委会在原普济三院的基础上建起了贫教院。拮据的财政状况把院长逼成化缘高手。
1928年6月7日，市教育局拟出《贫民教养院组织章程草案》，草案经教育、公务、公安、财政四局联合讨论后，提交给了市政府。这个草案可谓详尽之致，唯一没说的是钱从哪里来，这是让市政当局最为头疼的问题。
市政府最初决定在东山马鞍岗、蚬壳岗设立贫教院，贫教院第一期建设项目就需毫银20万元。市政府从各项罚款里东挪西凑，还特别征收了贫教捐，可怎么也凑不齐这笔巨款。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贫教院不能不办。1928年7月，贫教院筹备委员会成立。筹委会因陋就简，决定接收改造年久失修的普济三院，尽可能使它成为理想中的贫教院。这普济三院是前清年间就有的慈善机构，到民国时已破败不堪，不过里边还住着上千名老头老太以及瞎眼卖唱女。由于食物严重紧缺，该院已从收容所变成街面乞丐的主要输出地。筹委会接收普济三院后，利用有限经费，改善伙食，修缮房屋。贫教院的建设，就在这样拮据的条件下起步了。
1929年11月1日，广州市贫教院正式成立。黄焕庭、梁元芳分任正副院长。要说黄梁两位院长还真是化缘高手，贫教院一遇到经费问题，他们就去找港商哭穷募捐，“香港各大团体，素以慈善为怀，每有向之募捐，当仁不让”这样感恩戴德的话不知道说了多少。1929年8月31日，港商郭仙洲在贫教院转了一圈后，对各种设施大加赞赏，一下子捐出百万元，这对贫教院有如雪中送炭。1930年10月，贫教院新院终于在石牌落成。
重在教育
学满两年
才算出师
贫教院教养期限定为两年，期满考试及格即发给毕业证书。如本人不愿出院，可以考虑留院工作，除生活费外，其余收入六成归工人，四成归院使用。
话说贫教院宗旨之核心，在于一个“教”字，当初由教育局牵头制订贫教院章程，也正是这一宗旨的体现。老人家年纪大了，不过图口饭吃，小孩子和年轻力壮者却必须接受教育，掌握一些手艺。当局希望这些丐帮弟子学成之后，将来能自立社会。
贫教院的课程分通识教育与专业手艺两大部分，通识课多在上午进行，有浅易国文、珠算笔算、简易记账、货币辨别等科目，课本采用商务印书馆的新时代小学教科书，除衰老残废不堪者，其他人都要学习。贫教院还特设期末考试，以防大家上课开小差混日子。
手艺课的名堂就多了，编织、印刷、制鞋、制衣、缫丝、打铁……不一而足，每个贫民可捡其善者而习之。贫教院规定，“教养期限，定为两年，期满考试及格即发给毕业证书，使出谋工作，其程度低下者，则仍留院补习。如本人不愿出院，得斟酌留院工作，除生活费外，余收入六成归工人，四成归院使用。”
为拓宽贫民视野，两位院长和其他管事者时常对平民发表演说，市卫生局、市教育局甚至海军司令部也常派出人员，到贫教院演讲。贫教院还将昔日流落街头的卖唱者组织成了一个音乐班，经常在“各公园及教育会巡演”。
广州市贫教院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全国如火如荼的平民教育运动的一朵浪花，当时，很多从海外归来的知识精英，秉承“教育救国”的理想，深入乡村，深入平民，努力普及知识，开启民智，他们的做法，固然带上了太多理想主义的色彩，在现实中也遭遇了重重障碍，但这种单纯而执著的热情本身非常值得珍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回顾广州市贫教院筚路蓝缕的建设过程，也是在向这样的热情致敬。
日常生活
每餐能有五钱肉
两荤两素还凑合
贫教院内，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为毫银4元，当时一斤大米才卖毫银一角，这一标准已足够吃饱，每餐还要两荤两素，但肉食定量只有五钱，因此对厨师是很大的考验。
贫教院成立后，第一要务就是将街面乞丐收入麾下，以落实林云陔“少壮者教之读书识字及各种工艺，年老及废养者则给以衣食”的宏愿。最初，贫教院采取的是“自愿”原则，派出员工沿街劝告各 “丐帮弟子”入院学艺，不料众丐中愿入院者如凤毛麟角，细究原因，有人身负养家重任，不能一走了之；有人性格不羁，觉得入院虽免冻饿之虞，但自由全失，不太划算；还有人农闲时入城为丐，农忙时还要回家种田，就更不愿进贫教院了。
见“自愿入院”原则无效，贫教院转而使用强迫手段。贫教院组织捕丐队，依赖警署协助，上街捉丐。按当时《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捕丐队督率特警杂役，“随带麻绳数束，遍巡市面，遇有乞丐不愿入院者，则行强迫，押送入院，如捉犯然”。贫教院的强迫手段收到了一定效果，第一个月内，就有600多名丐帮弟子走进贫教院，开始学艺生涯。
贫教院的生活不算太坏，众丐最初恐惧入院，可一旦习惯了，就不愿意走了，短短一年工夫，贫教院内丐帮弟子数量增至近三千人，由于当时还未搬入新院，宿舍已颇拥挤，贫教院一度考虑停止收容，但1929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贫教院觉得“际此严寒天气，若不收容教养，情殊可悯”，于是继续接纳众多丐帮弟子。
按章程规定，每个贫民每月的生活费为毫银4元，以当时一斤大米才卖毫银一角的物价水平看，这一标准已足够吃饱，另外每人每餐的肉食不得少于半两，因此拿筷子使劲挑挑，总能扒拉出几根肉丝。
贫教院明文规定，夏天一日一洗，春秋天三日一洗，冬天五日一洗，宿舍每个星期进行一次大扫除，打扫完后，医生还要检查。院里常设中西医和看护，遇有小病者，给予药物，若有人生了重病或传染病，就要移往养病室。这些卫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传染病的流行。
肥仔曙 于 2017-3-1 21:22:35 发表了：
在这里，追溯佛教禅宗发祥地
在广州，有不少地名与佛教相关。
它地处西关，曾经是广州最早的“天光圩”，到陈济棠主粤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还很盛行。如果不说，没有多少人能想到，它名字的由来，也与佛教有关。
它就是——西来初地，据说当年是为了纪念古印度高僧达摩来华传播佛教的事迹而得名。
达摩来华传教最初登陆地
公历纪元前后，印度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
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志显示，南朝梁武帝普通年间（公元521~526年），古印度高僧达摩为到中国传播佛教，远渡重洋，经过三年的艰辛航行，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在绣衣坊码头(即现今下九路西来正街附近)登陆，并在该地设坛传教，后来北上创立了佛教禅宗。
该地也成为中国禅宗的发祥地，后人把达摩登岸处称为“西来初地”，意即“初祖”（达摩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初祖）西来我国传教的最初登陆地。目前，在下九路上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西来古岸”，在西来正街附近竖立着一个牌坊，上书“西来初地”，为的就是纪念达摩当年东渡传教的事迹。下九路有西来正街、西来西街、西来东街、西来北街、西来后街、西来新街，这些街名均是为纪念达摩禅师西来传教，与“西来庵”名字有关。
曾是广州最早的“天光圩”
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有着千年商都的美誉，达摩当年登陆广州的西来初地自然也是一块商业重地。根据荔湾区志显示，对外交往和贸易促进了西关商业和饮食服务业的兴盛，而广州著名的商业形态“天光圩”也从这里开始萌发。资料显示，“天光圩”起源于清末，最初在下九路和西来初地华林寺附近的广场一带，它是在乞丐集团“关帝厅人马”和当地警察局庇护下开设的夜市，交易时间一般从晚上12时左右开始，天亮前散集， 故名“天光圩”。 “天光圩”除摆卖一些旧家具、器皿、故衣、什架之外，还以贩卖古董、字画、古籍书、盆栽为特色。这里的顾客，除有因无力添置新家具和新衣服，不得不在此寻求二手廉价货的市民外，就是古董商人、古玩掮客和附庸风雅的有闲阶级，以及一些出土文物的爱好者和收藏家。他们每每吃完夜宵，提着灯笼，揣着鉴定古物的放大镜，以图沙里淘金，猎取一二珍奇，开创了广州人在“天光圩”淘宝的习俗。
据了解，西来初地天光圩到陈济棠主粤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还很盛行，直至广州沦陷（1938年）才逐渐走上衰落，终至湮没。
论今
蜚声中外的玉器集散地
从西来正街往华林寺走去，可以看到沿街都是各式各样的玉器店，这个位处华林玉器街核心区的西来初地可谓广州民间工艺品兴衰的见证者。
据了解，在清朝末年至抗日战争之前，西来初地的民间工艺品店就成行成市了，尤其是玉器商铺，更为有名，许多人家祖辈相传，手艺精湛。在抗战结束后，西来初地的商业曾经历衰落，上世纪60年代后，西来初地仅剩一家国营玉器店，传统的玉器制作工艺几乎失传。经过有关方面努力，1986年后，西来初地逐渐恢复了传统工艺特色，出现了玉器街和酸枝街。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由西来初地、长寿路一代延伸出来的华林玉器街逐渐形成。在这个区域内，开设了各式玉器店档过千家，聚集了广州八成以上的玉器商。在玉器街的辐射带动下，华林玉器广场贸易遍及全国各地，辐射至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成为蜚声海内外的玉器交易市场和著名的玉器集散地。
国务院点名保护历史文化街
作为有名的西关历史名街，自然少不了旧城的升级改造。记者了解到，2000年以后荔湾区政府对西来初地所处的华林玉器街进行了改造整饰，按照“修旧如旧”、保持特色的原则对该处房屋、商铺立面进行修饰，恢复昔日古街、古寺、古井的历史风貌。“西来初地”牌坊也是在这期间修建而成，目前该处已经成为荔湾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购物。
今年年初，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表示原则同意《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在批复文件中，广州被定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国务院的批复中明确“点名”要保护广州多条历史文化街区，其中华林寺附近街区成为被点名保护的重要区域。
西来初地
西来初地位于广州西关，今之下九路北侧，包括多条横街，占地0.1平方公里。这里原来濒临海边，又名绣衣坊，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聚居之地，现时周围一带已成为居民区和商业街。